這些描述在內容上大多荒誕不經，在細節(jié)上則充滿了疑點，但其揭示的一個事實是：在誕生初期，蜀山獲得收入的重要方式，就是對“妖魔”進行狩獵——不僅如此，就像西方的惡龍以蜥蜴為原型，東方的麒麟以麋鹿為原型一樣，神話生物總會以現(xiàn)實中的生物為基礎。一些古生物學家則猜測，蜀山派筆下的“妖魔”，可能是某些遠古大型掠食生物的孑遺。

  因為中國南方的濕潤氣候，它們躲過了嚴酷的冰河期，進而幸存下來。其不平常的尺寸，則很容易被人們與超自然力量建立聯(lián)系，這催生出了對其制品的巨大需求。這也是為什么，受過訓練的蜀山成員，會時常進入深山沼澤，獵取上述生物以換取回報——從這個角度說，蜀山派才是后來“怪物獵人”的祖先。

  在后來的文學和游戲作品中，對蜀山派的盜墓行為進行了藝術化描繪，并增加了眾多明顯的奇幻元素，這里展示的，就是一部出品于1990年代的游戲，其中一章就描述了一位尚未成為蜀山第27代掌門的李姓青年，和兩位妻子共同盜掘一座隋代大墓的故事

  蜀山派的另一個經濟來源是盜墓——這聽上去很是匪夷所思，然而，如果把這項“勾當”放在一個大環(huán)境下，便不難理解它對古代經濟的重要作用：從商周以來，貴族始終有用貴金屬陪葬的傳統(tǒng)，而這種做法，實際是對社會財富的一種虛耗，它的唯一后果，就是令市場上的貨幣會越來越少，導致交易無法順利展開。此時，就需要借助某種力量，讓這些貴金屬重回流通領域——顯而易見，適合類似工作的，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府和軍隊，而是活躍于江湖的地下社團。

  從文獻作品中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許多蜀山掌門的發(fā)跡史，幾乎都可以牽扯到盜墓。比如該派第27代的李姓掌門，他就和兩位妻子盜掘過蘇州黑水鎮(zhèn)的一座隋代大墓，據推測，這座大墓的墓主可能是傳奇將領宇文成都;第23代掌門徐長卿的密友——古董商景天也是一位盜墓專家，他最驕傲的成果，就是掘開了西漢淮南王的墳冢。

  在某款電子游戲第四部中、出現(xiàn)的淮南王幽靈形象，淮南王劉安(前179-前122年)，漢高祖劉邦之孫，淮南厲王劉長之子，他曾招賓客方術之士數(shù)千人，編寫《鴻烈》亦稱《淮南子》，后因謀叛未遂而自盡。唐代，其墳墓被古董商景天盜掘。

  這些都給蜀山帶來了驚人財富，盡管起根本作用的，依舊是這片土地自身——自漢代以來，大量移民進入了四川，文學家揚雄寫道，他們“有梗有稻，居攸溫飽”。而這種局面，都為支撐一個脫離生產的秘密組織奠定了基礎。

  不僅如此，政治局勢也發(fā)生了巨大變化，在西晉短暫統(tǒng)一后，從4世紀起，游牧民族開始大規(guī)模涌入中原，而漢族則不得不向南方退卻——從和平到動蕩的巨大落差，無疑增加了中國人的信仰需求，這給蜀山派的壯大創(chuàng)造了機會。此時，其弟子已經達到了3000人以上，并且分化出了“昆侖”“青城”等眾多門派。

  《蜀山縹緲錄》中的昆侖派弟子形象

  “這些門派最大的差異，在于武術和修行的側重點上?！币幻麉⑴c《蜀山縹緲錄》編纂的歷史學家如此說：“例如，昆侖派很強調力量，而青城派則強調身體協(xié)調性——正是因此，今天描繪蜀山的作品(包括電子游戲)中，前者通常以身強力壯的形象登場，而后者主要是姿態(tài)敏捷的年輕女性?！?

  《蜀山縹緲錄》中的青城派弟子形象

  人類宗教史的最詭異之處，莫過于宣稱“與世無爭”的種種信仰，都會在上升期爆發(fā)明爭暗斗。毫不奇怪，在南北朝，蜀山也卷入了同其他宗教(尤其是佛教)的較量之中：公元6世紀初，作為一名狂熱的佛教徒，梁武帝在各地修建了大量寺院和佛塔，其中一座的選址恰好位于蜀山頂峰。

  梁武帝蕭衍像，這位皇帝曾不止一次出家，并傾全國之力修建了大量佛教建筑。他與蜀山的沖突，只是其統(tǒng)治時期一小段插曲，但在蜀山派的歷史上，卻充當了一個開端，它使這個成長中的秘密結社開始思考：該如何處理與統(tǒng)治集團的關系?

  梁武帝的用意非常明確，這就是抬高佛教在四川地區(qū)的影響力，然而這個想法有一個致命的弱點，那就是把蜀山推到了其統(tǒng)治的對立面。梁朝軍隊同該派爆發(fā)了武裝沖突，最終在付出慘重代價后才鎮(zhèn)壓了反抗。這段屈辱的歷史，始終令蜀山如鯁在喉——他們后來將該塔改名為“鎖妖塔”，并夸張地宣稱，有大量“妖魔”被囚禁在里面。

  經過藝術化處理的鎖妖塔，但從中，仍能看到鮮明的南朝佛教建筑風格。在互聯(lián)網上，隨處可見關于這座建筑的不實信息，其中一部分甚至宣稱其建造于戰(zhàn)國時期，但考慮到塔的形式來自印度，并隨著佛教在東漢后傳入中國，因此，這種說法無疑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描述

  這次事件表明，即使裝備精良、訓練有素的秘密結社成員也難以和國家機器對抗，同時，它本身還充當了一個轉折點：此后，在對待歷史的態(tài)度上，蜀山派的虛無主義傾向愈演愈烈。

  由此導致了今天的局面：盡管是中國古代秘密結社成立最早的一個，但在蜀山自己留下的記錄中，其活動都被與神話強行聯(lián)系在了一起;相關的描述層出不窮，但提供的事實卻非常有限。作為華語區(qū)最權威的著作，臺灣人姚壯憲的一系列作品，以及大陸的《蜀山縹緲錄》都做了相當細致的考證，但對各門派、人物的活動時間，他們仍然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。

  這種情況，在對唐代的記錄中尤其如此，也正是在此時，蜀山出現(xiàn)了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，而諷刺的是，關于他的活動時期，曾有宋代、明代等不同說法，直到2000年后，得益于愛好者和專業(yè)學者的努力，以及對蘇州林氏家譜、苗族大洪水傳說的研究，我們終于確定，他的活動時期大約處在公元8世紀中葉，與唐玄宗李隆基的統(tǒng)治時期重合。

  關于這位李姓掌門的事跡，今天大多數(shù)人都耳熟能詳，這張藝術畫左側，就是這位掌門的第一位妻子

  但最諷刺的是，篡改其生平的幕后推手——正是這位蜀山掌門自己。這種篡改的一個積極后果是，在他之前的若干掌門(如徐長卿和綽號“劍圣”的獨孤宇云)明顯身份更為顯赫，但在知名度上，他們卻完全無法與之比肩——事實上，在蜀山派的歷史上，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像這位李姓掌門一樣，可以將贊譽和非議如此完美地集于一體。

  跟自命不凡的性格很不相稱的是，這位李姓掌門自幼失去父母，并被寄養(yǎng)在余杭地區(qū)一位親戚開設的旅店中，他早年不得不混跡于下層社會，這和其他蜀山成員的經歷形成了鮮明對照。不僅如此，他還打破了掌門必須獨身的原則——他曾有兩位名義上的妻子，并和一位少數(shù)民族女性保持著親密關系。

  關于這位李姓掌門的事跡，筆者無需太多贅述。他的經歷顯然不是一個孤例，其背后折射出的事實是：唐代經濟的發(fā)展和城市的擴大，令脫離農業(yè)的市井階層不斷擴充。其中許多人來到了蜀山，成為弟子乃至掌門，他們的思想與在此長期修行的弟子格格不入;而另一方面，由于現(xiàn)實生活的吸引力增強，下到普通弟子，上至掌門，其生活越來越世俗化，而這些，都給其創(chuàng)立之初的“避世”原則帶來了沖擊。

  反映該李姓掌門生平作品英文版的截圖

  耐人尋味的是，對這點領悟最深刻的人群，不僅有國內的歷史研究者，還有國外的電子游戲愛好者：在一部名為《PAL》的、反映其早年生活的作品中，其名字被理解成了“自由快樂的李”，但在這部作品的第五部，愛好者們發(fā)現(xiàn)，其名字改成了“一貧”，即“全面的貧困”。這種變化表明，即使身為掌門，也不得不屈服于基本的信條。而且，出于可以想見的原因，在世俗與宗教的矛盾下，這位李姓掌門執(zhí)掌的蜀山并不平靜。

  在該系列作品第五部中，這位李姓掌門以“一貧”的化名現(xiàn)身，盡管被后世的描繪為具有某種超然的性格，但在現(xiàn)實中，他卻始終處于權力斗爭漩渦的中心

  期間，他曾多次遭遇綁架和拘禁，權力則不斷受到太武等同僚挑戰(zhàn)，甚至其掌門的合法性也備受質疑。在一次教派沖突后，他不得不辭去掌門職務，并將統(tǒng)治權交給名為“七圣”的評議集團。這個評議集團實際接替了掌門，作為最高議會掌管了蜀山的統(tǒng)治權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在他退隱之后，蜀山派的歷史也出現(xiàn)了中斷。

  與之形成對應的，是席卷了大半個中國的安史之亂，伴隨著這次大規(guī)模動蕩，一切宗教勢力都陷入了衰退之中。但同時這種衰退又是一個新變革時期的征兆。這一變革引起了蜀山歷史上的又一次革命。而這次革命又與一個名字息息相關，在未來1000多年中，人們稱之為呂洞賓，而蜀山派則稱之為“呂祖”，盡管其真實姓名可能沒有那么超凡脫俗，在當年，人們稱他為“呂巖”或“呂秀巖”。